AI掘金时代 被浪潮裹挟的年轻人

伴随着AI浪潮成长起来的新一代90后甚至95后年轻程序员们，被认为是时代和风口的宠儿。但年轻人们并不觉得自己是与时代周旋嬉戏的弄潮儿，不过是幸运：幸运借由时代的浪头达到了原本难以跃及的高度。可浪潮终究会落下，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它将在何时退潮。对于“AI热”终将到来的谢幕，他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文/余洋洋  编辑/蔡逸枫，来源：CV智识（ID:CVAI2019）

　　被浪潮推着走

　　夜晚的望京中心灯火通明，这里是新一代年轻程序员们的聚集地。在资本市场融到钱的互联网公司，迅速在望京SOHO塔一塔二塔三、绿地中心、亦或保利国际广场租到半层一层的面积，简单地装修了大开间，招揽了数十个程序员开张。阿里则把北京总部选在了这里，与之隔街相望的，还有奇虎360。

　　我在望京商圈一家喧闹的咖啡馆里见到徐严。他完全符合大众和媒体对这个群体的想象：名校毕业，计算机科班出身，读书时正赶上了AI的时代浪潮，毕业已手握好几家互联网大厂和头部AI独角兽的Offer。从小生长在北方的他舍不得离开北京，最终选择了既有北京户口年薪也不错的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

　　资本寒冬之下，裁员，缩招不断，但市场对AI相关技术人才的需求热情不减。尚未迈出校门就被各大公司争相抢夺，入职第一年拿30万起步的高薪，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出身的“天才少年”，是外界想象中这届AI年轻从业者们的样子。

　　我曾打开搜索引擎，输入“AI人才”，满眼望去都是铺天盖地的报道。而当我试图输入“AI程序员”或者“AI工程师”“算法工程师”这类词汇的时候，往往感到自己走进了没有信息的荒原。虽然在年轻人们眼中，这些才是形容他们这个群体更为确切的词汇。“我不觉得自己是什么人才，”徐严告诉我，“我们不是引领潮流的人，我们只不过是被潮流裹挟的人”。

　　计算机每隔几年就涌现出一波新的“浪潮”。新千年是互联网的时代，雅虎、搜狐、新浪等门户的崛起，让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程序员都在学Java。2010年之后出现了移动互联网，所有的程序员都在做基于安卓和ios系统的开发。在徐严眼里，程序员们不过是在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之间不断变换着标地，“我本科同学毕业工作的基本上做的全部都是安卓ios，到我毕业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做AI了。”

　　2016年，恰逢AI公司快速发展的阶段，徐严正读研一。在学校里帮着导师做了一段时间传统互联网工程项目之后，他开始寻求改变，“没有特别多的技术含量，没有挑战，AI还是挑战比较大的。百度、阿里、旷视三四家都实习了，图像、搜索都试过了，（我）觉得AI肯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这几年，和徐严一样被AI这一波浪潮推着走，可以说是大多数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甚至是大多数理工科专业毕业生的宿命。他们读书时，AI恰好成了这个时代最为炙热的风口，最狂热的时候，计算机学院里所有的老师、某些理工科见长的高校里几乎所有学院都在做AI，作为学生自然而然拿到的也就是这些课题。

　　陈俊宁已经在一家AI独角兽工作了四年，工龄比公司的年龄小不了几岁。但他一直纠正我关于AI工程师的称呼，更不喜欢被叫做AI程序员。“我不觉得我是做AI的”，陈俊宁反复强调，“严格上来讲，我做的是AI底层的系统，与绝大多数算法工程师做的工作差别很大。我也不是主动选择AI这个行业的 。”

　　在陈俊宁的想象中，AI的理论应该是简洁而优雅的。“现代人口中的AI其实还是基于统计的机器学习，十分的实用主义，限制也非常多，需要大量调参去拟合数据。”陈俊宁顿了顿，“很不智能，像鹦鹉学舌一般，只是在模仿和做一些简单的预测。”

　　在认清所谓“智能”的真相之后，陈俊宁对AI的期待一度跌到了谷底的。在此后的很长远一段时间里， 陈俊宁似乎一直极力避免与AI发生某些联系，努力“摸鱼”；但在行业浪潮面前，他所有的刻意规避最后都显得孱弱无力。周遭的同窗好友，有的去了港中文多媒体实验室继续学了计算机视觉，也有一起参加比赛过的同学去了AI公司。

　　人类是敏感的动物，随着周围环境的改变，感觉和意识的纠缠随之增加，陈俊宁的心态开始不由自主地发生了一些改变：“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像要不我也试下？”

　　他没想到自己推了多米诺骨牌，轻轻碰倒第一枚，其余的骨牌就产生连锁反应，一个接一个倒下。转眼他已经在这个行业里工作到第三个年头，还没来得及把自己拉回到原来的轨迹，回过头才发现自己已经被这道大浪打出很远很远。“进入之后又是另外一个感受，发现现在的AI技术真的能为实际生活产生很深的影响，并且自己在这个进程中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已经割舍不掉了。”

　　有一些年轻人，被周围的人和环境推着走，不情不愿地选择了AI。还有一些，他们主动选择进入这个行业，则是因为看到了希望。

　　和多数计算机科班出身的程序员不同，安迪读书的时候一直学的是机器人，“我研究生的时候去日本学仿生机器人，在传统的认知里他们的那边的机器人技术不是很强吗，但我去了之后才发现不是这样的，日本很强的是工业机器人，但仿生机器人仍然非常脆弱。”

　　在意识到继续研究机器人没法给自己带来前途之后，安迪开始调整方向。他在去日本不久之后就转了实验室，选择了NLP。“其实不光我吧，我认识很多人都是趁着这波潮流才进来的，”安迪所在实验室的绝大多数人，都随着这波潮流从传统的机器学习研究转到了深度学习的研究。在多数年轻人看来，AI的门槛并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任何一个数学和计算机基础好的人都能轻松地转到这个行业里面来。

　　“在风口上猪都能飞，我觉得我们就是风口上的猪，其实现实就是这样。”陈俊宁自嘲。徐严则更悲观一些，“深度学习和之前的浪潮一样也没有任何区别，而且这一波浪潮也会过去，下一波浪潮也会起来。”他从更长的时间维度里看到了消亡的必然性。

　　对于这个行业里绝大多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从未主动向风口发起进攻，是风口造就了他们。

　　但这个风口，对新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不友好了。

　　你必须用力奔跑，才能使自己停留在原地

　　陶然今年刚从北京一所985大学毕业。去年秋招，她密集投递了好几家互联网大厂和AI独角兽，在接连被搜狐、网易拒绝之后，她靠着顶会论文的经历拿到了百度的Offer。“现在找工作明显比前两年困难多了，”她说。

　　一家自动驾驶独角兽公司的面试经历让陶然印象颇为深刻：几十个人竞争一个深度学习的岗位，就在两三年前，这都是没有出现过的景象。

　　陶然已经是幸运的那一类人。她研究生学的计算机视觉方向，有老师的指导，成功在四个月的时间内发了一篇顶会论文，这为她之后找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保障。

　　但仅仅是在三年前，深度学习的求职市场与现在的情况截然相反。在进公司之前，陈俊宁一直没有任何想要加入的意愿，在朋友的再三劝说下，他最后才决定过来。陈俊宁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对手，转正的时候也是“和上司聊了聊就入职了。”

　　今年找工作更难了。求职人数一年比一年多，但各大公司招的人数一年比一年下降。过去一年甚至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多家头部AI独角兽的人员规模从不足一千人扩张到将近三千人，翻了三倍。前几年风光无两的几家AI独角兽公司，在经历了快速发展和招人的阶段后，今年开始缩招。

　　画大饼就能拉融资的时代过去了。AI独角兽们今年普遍沉默，商业化落地的需求被提上了日程。随着独角兽们迈入自我造血阶段，口袋越收越紧，招聘规模将会进一步缩小。如果自身没有过硬的实力，未来的求职者连迈入这个行业门槛的机会都不会有。

　　去年在日本念完研究生后，安迪一直感到迷茫，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跟不上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节奏。求职所需的顶会论文、项目经历和互联网大厂经历，他一个都没有。已经毕业的他准备从相对容易的实习开始找起，但几乎被所有的互联网大厂拒绝。小米的HR拒绝他的理由是：他已经毕业了。 

　　对于仍在校园里的计算机专业学生们而言，未来找工作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

　　刘昊宇今年大三，就读于北京某985高校计算机专业。大一那一年，他就被朋友拉着一起参加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全校只有十只队伍可以参赛，刘昊宇所在的队伍一直是第十一名。最后一场，他们队伍打到了第十名，拿到了最后一个参赛名额。后来刘昊宇所在的队伍拿了一个银牌，凭着这份经历，刘昊宇拿到了去一家AI独角兽实习的宝贵机会。

　　刘昊宇的学校远在北京郊区沙河，公司在中关村附近。公司有公司的任务，学校有学校的ddl，他下班打车回到学校已经两点多。“很多学院都有做AI的人，有兴趣的人很多，大家也都很努力，付出的都很多。”长期写代码对身体的磨损非常严重，刘昊宇已经有颈椎病了，和我说话的时候，他一直在按摩自己的颈椎。

　　今年毕业于西南某995大学的徐楷选择了继续深造。但他没有随大流选择新开设的人工智能专业。对于大热的人工智能专业，徐楷感到有些惶恐，“不知道未来这个东西前景到底有没有那么好。”

　　学生群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为顶会论文熬过夜的学生生涯是不完整的。”为了发顶会论文，徐楷曾连续十几天只睡一两个小时，“第一次写，要交之前非常慌张，但最后还是没有发出去。”

　　他把发顶会论文比作过独木桥，发出去之后，工作和深造都会有好的保证，如果没有发出的话，就像过独木桥一样，很多人就掉下来了。这个群体好像是在逆水行舟，看起来原地不懂的人也比想象中辛苦：其他人都在激流勇进，仅仅是想要保证自己不被激荡的水流冲得越来越远，就已经很难了。

　　独木桥没过去，徐楷还是“掉”了下来。他想到了《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红皇后说的：你必须用力奔跑，才能使自己停留在原地。

　　何时落地

　　陈俊宁所在的公司最近搬了新地址，他带着我转了一圈。与我想象中的不同，这家AI独角兽周末几乎没有人在工作，工位的上的椅子整齐空旷地排列着，从进门到走向另一个出口，我自始至终没有看到一个人。唯一在工作的，只剩入口处的人脸识别闸机和无处不在的安防摄像头。

　　与陈俊宁所在公司相隔仅几百米之处的另一家AI独角兽，周末的工位同样空无一人。“我们周末都没人的，也不存在什么996，”在这家AI独角兽工作了将近三年的林凡告诉我，“公司的氛围很自由，从来不需要准点，只要活干完就行了。”

　　“自由”是年轻人们提到自己的工作时用得最多的形容词。996、打卡、迟到，这些无时无刻不在困扰普通上班族的问题，似乎和这个群体毫无关系。

　　但自由是有代价的，往往自由有多大，压力就有多大。“大到一个项目，小到每周的计划，如果没有按时完成是会非常焦虑。但是做算法进度真的没有办法衡量，总会有起有伏，很不稳定。”进展不顺的情况时不时就会出现，有的时候一周甚至一个月都拿不出任何东西来。每遇到这种情况，林凡就会变得焦虑。

　　“我们的一个系统终于开始挣钱了，之前一直在做技术研发，做推广，是不挣钱的。上了这个系统之后，第一天之内就挣了30万块钱。开放的那一瞬间，还是挺鼓舞的，一年不挣钱压力还是很大，一个团队不管技术多厉害，不挣钱不行。”徐严已经工作一年有余了，但他所参与的项目仅仅两三个月前才上线。

　　对于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压力，身在AI独角兽的陈俊宁有着更为深刻的感受。相比在互联网大厂里做AI，今年在独角兽工作的人所面临的压力更大。

　　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融资热情，在经历了五年的飞速增长之后，在2019年跌到了谷底。投资人的口袋里拿不出多的钱，独角兽们不得不自己造血。市场把赚钱的压力传导到投资人身上，投资人把压力传导到CEO身上，CEO又传导到各个业务负责人身上，“资本非常着急，上级希望每周都能有一些非常‘良心’的进展，但很多时候做科研不太可能很快就会有一些结果出来，我们一直在和市场博弈。” 

　　与普通程序员相比，AI程序员在工作中面临的不确定性非常大。短到一个星期，多则几个月甚至一年拿不出成果来的情况并不少见。在资本极度渴望得到回报的今天，商业化落地的需求归结到技术上，程序员们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AI被吹捧得越高，公司的钱越多，钱越多看起来越厉害，那就只能越厉害，只能上去，下不来。”陈俊宁觉得，公司也好，自己也好，都已经骑虎难下了。

　　提前到来的中年危机　

　　现在站在AI风口上的程序员，和曾经站在移动互联网风口上的程序员，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我们也是写代码，他们也是写代码，都是写代码。只不过我们写代码为的业务方向是不一样的，本质上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我们写代码是构造一个AI系统，这个系统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来影响更多的人；普通程序员主要做工程，搭建一些基础设施。”徐严不觉得做AI的程序员和普通程序员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大家都不过是码农罢了。

　　不管是随着前一代移动互联网大潮褪去而被大批淘汰下岗的中年程序员，还是因为做不好商业化落地被公司请走的业界大牛，都让这个群体过早地开始居安思危。从踏入职场的那一刻起，年轻人们就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在不久的将来被淘汰的可能性。相比于移动互联网浪潮下的程序员，他们的中年危机，可能会来得更早。

　　工作一年，徐严胖了二十斤，他形容自己是典型的过劳肥，“现在只敢喝无糖可乐，虽然难喝，但是疲惫生活中几乎唯一的安慰了。”

　　徐严告诉我，程序员唯一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个人的智商和能力”，在年轻的时候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是到了30岁35岁的时候，这些优势相对年轻人来说已经没有了。  

　　“程序员会在工作两到三年达到一个高峰，毕业一年可能还需要带一带，到了第二年之后完全可以独立干活。那个时候，你的精力没年轻人好，需要给的钱还比别人多，你就会理所应当地被裁掉。”

　　他想，如果技术做的好就慢慢爬上去，成为中层高管，不用负责具体的技术了。如果没有爬上去可以跳槽，跳到中小公司去做中高层，也能缓解一下中年危机的问题吧。创业也是一条路。

　　最近徐严还在抽空学习一些投资方面的知识，“反正35岁以后肯定不会写代码了，尽量30以后就不写了。”

　　陈俊宁打算等公司上市之后先去读个博士作为让渡，因为“这个行业非常迷信博士、学历、智商和论文”。在学术圈，同门派系抱团取暖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老师和学生之间自然而然有着一个很强的信任的链条。

　　AI是典型的To B业务，在实际的业务的过程中，陈俊宁也能够明显感受到客户对博士的信任，“如果你是一个博士，客户会更放心把一些事情交给你。”如果能找到一位好的老师推荐他去读博，以后的路或许会更加好走一些。

　　产业互联网时代，技术落地的难题，成为从包括上层投资人、管理者到底层技术人在内的所有人心中的痛点。今年年初，好几家AI独角兽先后对组织架构进行了大的调整。而架构调整，人来人往，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更好地落地。

　　在资本极度渴望快速得到回报的时代，商业化落地成了AI公司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大多数人无法选择，只能被形势推着走。在公司的这几年，陈俊宁看到一些人，普通员工也好，技术大牛也罢，尚且等不到中年，已经因为做不好落地而离开。 

　　有的时候陈俊宁也会乐观地想，只要自己的数学和计算机基础足够牢靠，不论是做网页的开发、手机应用开发、还是做深度学习，他或许——或许可以做到在风口之间迁徙自如。从深蓝诞生的那一刻至今，风口转换了一波又一波，但计算机系统从未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他要做的是不和风口强绑定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技术。

　　“但也不一定是对的，”陈俊宁想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的名言：“人的一生，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他想到了十年前，互联网江河日下，而移动互联网悄然崛起的年代:“你在移动互联网之前疯狂研究电脑页面怎么做，就算做得再好也会被开发安卓、ios的人替换掉。”

　　风口来的时候有多让人心潮澎湃，褪的时候就有多彻底。残酷的是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它会在何时降临，又将在何时谢幕。

　　林凡的上司三十多岁了，每天仍然忙碌在一线和年轻程序员们一起加班熬夜干活。上司的劳累引发了他对未来的担忧，“平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难，三十岁的时候会有家庭，部分精力难免会分散出去。”他怕自己到了三十岁之后不会有像上司一样好的精力。

　　“如果哪一天实在是没有精力做下去了，会换一个轻松一点的行业。”

　　“什么行业？”

　　“就可能回家开火锅店了，如果实在不想干活了那就只能这样子了嘛。”

　　“真的？”我问他。

　　“我觉得可以啊，也挺好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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