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胎政策背后，我们正在面对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极客公园（ID： geekpark），作者维鹏。

5 月 31 日，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实施「三胎政策」，鼓励一对夫妻生育三个子女并给予配套支持措施。

实际上，这次国家不仅颁布了「三孩政策」，为了鼓励人们多生孩子，还打算治理天价彩礼的乱象。会议强调，「要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风气进行治理。」而这一切的背景，是 2020 年，我国出生人口为 1200 万，再创历史新低。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共 141178 万人，离婚率上升，结婚率下降

在不久前极客公园的企业家社群「前沿社」和 OnePlus 联合举办的前沿思考论坛 2021 上，携程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和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与创业者们共同探讨了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过去，我们谈了很多跟 AI、大数据、基因编辑、区块链、机器人相关的问题，但在我来看其实都不够前沿。」易到创始人、前沿社联合发起人周航认为，「因为追逐前沿的东西不仅要看前沿的技术，也要去思考前沿的问题。」

人口问题就是那个前沿的问题，也是当下最棘手和敏感的问题，它直接决定着未来十年、二十年社会的走势。

参与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的梁建章，可能是企业家中研究人口问题最知名的一个，他在很早之前就开始研究人口问题，并坚持不懈地呼吁、推动人们关注人口变化。携程 2004 年上市以后，他 2007 年「潇洒」地辞去了 CEO，跑到斯坦福大学读了七年的博士，做人口经济学的研究，成为了一位人口经济的学者。

极客公园的企业家社群「前沿社」和 OnePlus 联合举办的前沿思考论坛 2021 现场

周航问他，「为什么当初研究人口这么起劲儿？」梁建章说，最初是在那边研究人口与创新的关系，后来注意到中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数据「实在可怕」，「这是非常让人着急的事情，长远来看，这是中国经济、社会最大的一个问题。」

而在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上，中国的邻居日本是个「前辈」。而在日本和中国的相关话题上，竞选过东京市市长的大前研一的观点往往尖锐而且富有争议。他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在管理学界有全球影响力的学者，曾准确预言了前苏联的解体、日本经济泡沫、中国经济崛起等等。另外，现在比较流行的「低欲望社会」、「M 型社会」（特征是中产阶级的衰落）等概念最早就是由他提出的。

以下是他们对于人口问题进行的讨论节选，经过极客公园编辑整理：

人口问题为何值得深入研究？

目前来看，「老龄化」、「少子化」并不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只是东亚国家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的问题。

新生儿的比例，往往就预示着未来几十年以后世界人口的比例。按照目前的出生率，未来 20 年，非洲人口可能会占世界的 1/3，甚至于更高。另外南亚、东南亚的比例也会较高，欧美发达国家和中国人口占比会下降。

「老龄化只是东亚国家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已经低于日本。目前全球人口的生育率还是在 2 以上，而且人口会一直增长到 100 亿左右。」梁建章认为，虽然有的欧美国家也有老龄化的问题，但他们的移民环境相对开放，可以吸引全世界的人才。

「如果不能解决生育率问题的话，到了下一代人的时候，中国超越美国的创新能力就会下降。」因为，人口规模的下降直接关乎到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

过去，制造业昌盛的时期，全球化贸易壁垒相对不高，像来自人口不多的芬兰的诺基亚很容易就卖到全球去。而在从互联网开始的数字经济时代，人口规模在竞争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梁建章说，「因为客户参与了创造」。

携程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正在参与现场讨论

他举了携程的例子，在服务大量用户的过程中，网站的流程是在不断地打磨优化的，相当于用户参与了创造。比如说一个创新需要 1000 万人口才能够把这个产品打磨好，中国很快就能积攒到 1000 万，而对一个小国来说就非常困难。

「制造业阶段，欧洲和日本有些不错的公司，但互联网阶段，美国最初就一统天下，因为他们有很强的人口优势。」在数字时代，这就是人口规模效应对于创新的影响。

按照目前的技术发展规律来看，任何日常的、重复性、有规律的工作几乎都能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取代，而不能被取代的就是来源于人的创造性工作。「人工智能等技术不会造成人们没有工作可做，而是会造成经济上的两极分化的加剧。科技进一步放大了创新的重要性。」

数据显示，目前创新人群占产业的 5%，也正是他们获取了产业链中的绝大多数利润。梁建章表示，「世界上只有那么几个地方有集聚效应，能把人才、资金、创新吸引过去。最后就看谁更能吸引人才，谁拥有更多的人才。」而人才往往来自于雄厚的人口基数。

另外，不仅仅是人口基数，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也会严重抑制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这种影响，在日本可能被展现得最「淋漓尽致」。

大前研一观察到，日本老年人很多，通常会告诉年轻人该干什么，会制定很多规则，对年轻人进行管束。而这样，很容易导致年轻人被太多的规矩所束缚。

对此，梁建章觉得，「老龄化社会中，老人有他的既得利益。比如，如果平衡一个社会是选择要花更多的钱给老人养老，还是花更多的钱给年轻人生孩子，民主投票的话，占据多数的老人肯定不愿意牺牲老人养老的这些福利。」

在日本的老龄化社会中，老人占据了更多话语权、投票权，很难让他们主动倾斜资源去解决年轻人的问题。整个社会便趋于保守，创新能力就会下降。

不仅如此，因为缺少年轻人，日本空置的房子已经占到了全国的 13%，年轻人买不起，有钱的老年人消费欲望低，不想买，进一步重塑了社会的消费结构。

可以说，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直接关系着不同区域的创新创业能力、社会话语权、消费结构等等重要问题。

要怎么解决正在到来的人口难题？

老龄化、少子化还会带来其他一些非常具象的问题，比如日本由于新生儿的降低，导致生源不足，不少学校因此关闭，也造成了大量教师的失业。

日本的工作人口在 80 年代初到达了顶峰，「到了现在 60 岁的人非常多，65 岁以上的占据了 30%，工作人口只有 50%，15 岁以下的只有 15%，这对我们的人口结构是非常大的扭曲。」大前研一说。

为了解决老龄化的问题，日本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从怀孕四个月一直到孩子小学毕业，政府会给家庭发放不同的补助金；比如，孕检免费等等。但大前研一觉得这些政策取得的效果并不好，日本政府还是过于保守。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在线参与讨论

他认为要想进一步解决问题，取消户籍限制是个好办法，比如允许未婚生育的孩子拥有户籍身份，而这在当前的日本是不允许的；鼓励年轻人不要和父母住一起也是必要的，政府可以为年轻人提供一些补贴；另外，他认为在移民政策上应该放宽松，不应该在行业需要人的时候请人进来，在萧条的时候，人口比较多了，就让这些移民回到自己的国家，让人无法相信可以长期地在日本生活，「这是一些短视的政策。」

而梁建章并不认为日本鼓励生育的措施效果差，「如果不鼓励的话，那可能没办法判断，它会差到什么程度。」

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的生育率目前已经低于日本、情况更加严峻，但梁建章觉得倒不用非常悲观，「因为日本出现低生育率问题的时候，日本的人均收入是比美国还高的，中国现在出现低生育率问题的时候，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 1/6，我不认可所谓的未富先老，这些都不对，中国上升的潜力还很大，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是远远滞后于他实际的创新能力的，中国的创新能力已经是接近发达国家，他的人均收入还只有发达国家的 1/3，是美国的 1/6，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极客公园创始人、前沿社联合发起人张鹏（左）与易到创始人、前沿社联合发起人周航（右）主持现场讨论

「如果看全球社会的发展，未来一百年最重要的事情，除了中国的崛起，就是家庭的消亡。」梁建章预测。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远离婚姻。房价、教育是其中很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中国的大城市房价均价超过日本很多，北京、上海、深圳排在世界前列，日本东京的房价和中国的二线城市差不多。另外，加上中国家长「鸡娃」的热情，很多年轻父母「被动地」背上了很重的教育负担。

「再加上男女比例的不断失衡，女性要求男性有房子、且条件要比女性好很多才能结婚，这就会造成恶性循环。」大前研一说，「大家变成为了经济、收入而活，大家都是停留在非常表层的爱情上。」他认为，只有当父母这一辈开始去讨论爱，而不是用经济来衡量爱情的时候，问题才有可能缓解。「每个人在 20 岁、30 岁、40 岁、50 岁都是不一样的，可以去考虑这个人的长期潜力，而不只是目前的状况。」

显然，男女婚配成为了一个大的系统问题。企业或许也可以参与到改善社会问题的进程中，比如多组织一些兴趣小组、社交活动。

另外，教育的「鸡娃」问题是也不是没有办法。大前研一举了个例子，丹麦在 21 世纪初发现，21 世纪很多问题是没有人知道答案的，老师也没有办法按照过去的方式教。因此，老师的角色就从原来的教变成了引导。这引发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过去几年，丹麦人均 GDP 几乎翻了两倍，这个 600 万人口的小国培养了 13 个诺贝尔奖得主，8 个独角兽企业。及时地完善教育方式，或许也是中国正面临的挑战。

面对「必然」的未来，一个组织还要思考什么？

面对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的老龄化的必然局面，追赶所谓银发经济「风口」，只看到局部的市场影响是不够的，任何一家想要做成「百年老店」的企业组织，更需要去思考更多的连锁反应是什么，该如何去跨越这个周期。

最近几年，职场一直盛行「年轻崇拜」，互联网公司尤其喜欢宣传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有多低。然而随着社会的老龄化，职场中的 35 岁以上的所谓的老人会越来越多，势必会占据越来越多的岗位，尤其是管理岗位。

梁建章觉得，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造福浪潮是空前绝后的，只有在这个行业、这个时期，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才有机会短时间内颠覆「百年老店」，几年时间内出现一个独角兽。但随着这波浪潮过去，互联网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后，与芯片、生物等传统行业一样，想要创新的话，可能也需要 10 年、20 年的积累。

未来如何协调年轻人与「老人」，梁建章认为，「肯定有一些年轻人有很好的想法，可以让他尝试做一些实验型的项目，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这些年轻人也会更快的被提拔和冒出来，这是可以的。」

未来，企业管理者们需要重新规划不同年龄段的人在公司担当的角色。除了公司员工年龄结构的变化，地理区域也是个决定公司人才厚度的因素。大前研一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到了一定规模后，都没有办法保证每个地区都非常繁荣，比如美国的硅谷、华尔街、西北地区吸引了很多世界企业和人才，但其他地区的经济却相对疲软。

他觉得，在理解一个国家的时候，可以聚焦一些「大区域」——很有希望的、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世界中心、企业家活动中心的地区——比如深圳。

在这位日本人的眼中，深圳汇集了产业链完整的上下游和来自中国政府与世界的投资，这些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一个想法和点子可以立刻变成产品。这样的环境也吸引了大量的愿意尝试、创新、突破的年轻人。

因此，如何及时地在地理空间上进行布局，以获得更好的发展，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可以去把握的红利。

从 2010 到 2020 年间，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而人口迁移流动的主流是从中西部流入东部。在这种集聚效应推动下，下一个深圳，可能就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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