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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培激荡三十年：“政策指挥棒”下的中国教培

2021-07-16 11:49:03 行业专题 > 在线教育 > 编辑：张知涵全屏查看

简介针对新部门的成立，有人感叹，教培行业的野蛮生长时代结束了，接下来步入到全面监管时代。有人松了一口气，这至少意味着教培行业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管一管也挺好。

本文来自创业邦专栏教培参考，作者王慧

“不要忘记了，那根指挥棒一直挥舞着”。

2021年6月15日，教培行业又添重磅消息——教育部新成立了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

早在2019年，俞敏洪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就重点提到，“最关心国家对培训机构的下一步政策”。或许，身为国家政协委员的俞老师，每年两会期间都难免在心里嘀咕，什么时候国家能多关心关心我们民办培训教育。

谁都没有料到，关心不成，监管先至。

相伴而生的是，谣言四起、股价暴跌、裁员震荡、人心惶惶……

针对新部门的成立，有人感叹，教培行业的野蛮生长时代结束了，接下来步入到全面监管时代。有人松了一口气，这至少意味着教培行业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管一管也挺好。

回过头看，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改革开放，1980年放宽出国留学，1999年高考扩招，2002年《民促法》出台……教培行业本身就是乘政策的风发展起来的。

“不是起风，而是宫里的风从没停过”。

序幕拉开:1977恢复高考，1978改革开放

1977年12月16日，福建知青刘海峰走入高考考场。

考场内外，到处张贴着“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国家在期待你们，人民在期待你们”等标语。

这不是一场准备充足的考试，从11月5日福建省招生委员会公布招生简章到现在，总共也只过去了40多天。但这确实是一场被期待了太久的考试，插秧、割稻、耘田的日子里，四下万籁俱寂之际，刘海峰一遍遍阅读着伏尼契的《牛虻》，飘渺地盼望着能进入大学、实现理想的那一天。

希望从千里之外的北京传来。

时间倒回3个月前，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正值酷暑的北京召开。会上，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的查全性的发言“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引发全场共鸣。

彼时，中国经济走到崩溃边缘，培养人才，成为扭转局面的重中之重。

邓小平本就指出：“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如今，呼声更盛，邓小平当即决定，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

针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会议立马启动，这场关系民族未来的会，足足开了44天。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个文件，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

经过熟虑却又决策果断，足以见国家对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急切。

两纸文件，改变了一代年轻人的命运。作为当年570万考生之一的刘海峰，也凭借302.1分的成绩，被厦门大学录取，自此离开山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知识改变命运”的认知在那时被刻下，但在贫富相对均衡的七八十年代，追求更高生活水平的愿望还不足以催生如今困扰大多数父母的“教育焦虑”。一代天之骄子憧憬的，是太平洋的彼岸。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确立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封闭已久的大门重新打开，西方文明涌入，勾起精神长期苦闷的年轻人的向往。

要开放，首先要能交流。于国家而言，英语是融入国际社会的入场券，而对一个个鲜活的年轻人而言，英语的作用多了些实际意味，学好英语，就可能去美国获得一份月薪2000美元的工作。在80年代的中国，相似的工作内容下，能拿到的月薪大约只有几十块人民币。

诱惑过于巨大，这也就不难理解，从大学生群体开始的一股“出国留学热”。

1990-1999：从“出国留学潮”到“高考扩招”

1978到1992年，我国留学人员数量超过16万。要知道，在1872到1976这100余年间，中国留学生总和也不过才大约15万。

教培教父俞敏洪曾回忆，身边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出国”，他也被这种氛围感染，立志出国，以免“在未来的世界中失去机会”。

俞敏洪至今还记得1990年秋天的那个傍晚。外面下着雨，他和王强在北大宿舍楼的家里喝啤酒。

“你听你听，老俞，在说你呢！”

北大的高音大喇叭开始广播。王强和俞敏洪伸长了脖子，听到的内容格外刺耳。北大对英语系教师俞敏洪做了处分决定，批判俞打着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

被处分后，俞敏洪分房子轮不到了，出国进修也没戏了。并且，学生异样的眼光告诉俞敏洪，北大的教师工作也干不下去了。于是，俞敏洪做了一个决定，脱下长衫子，出来当“个体户”。

当时还没有“办学许可证”一说，俞敏洪找到当时人民大学教授出来办的培训机构——东方大学。东方大学出牌子，俞敏洪办学，每年上交25%的收入。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就此成立，这就是新东方的前身。俞敏洪在中关村二小租了间平房当教室，员工就俩人，俞敏洪和他老婆。俞敏洪上午骑自行车出去，拎着浆糊桶贴电线杆广告，下午“守株待兔”。

1993年11月16日，俞敏洪拿到了北京海淀区教育局的办学许可证。新东方，正式成立了。

新世纪将至，人们怀揣的，是对美好未来的深深向往，托福和GRE考试，成了横亘于现状与美好未来的一座小山，翻过去，就能获得人人艳羡的成功光环。如今看来，俞敏洪做托福和GRE考试培训是顺势而为。这股英语学习的热潮，改变了俞敏洪和新东方的发展方向，也改变了民办教育和校外培训的发展速度，甚至对中国教育事业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9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5%左右。

竞争激烈的高考带来沉重负担，引发民众不满。

为了满足高等教育需求，也为了扩大教育消费，缓解就业压力，1998年12月，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到2000年，高等教育的目标是“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

于是，1999年轰轰烈烈的高考扩招开始了。

1999年6月，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决定在年初扩招23万人的基础上，再扩大招生33.7万人，使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总人数达到153万。

扩招政策持续至今，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路线。

可以看到，在教育水平长期落后、亟待人才的20世纪后半段，国家在教育政策上普遍持开放、鼓励的积极态度，目的主要是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尽管大方向向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呈增长趋势，但“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国内学生仍然面临较大的升学压力。进入21世纪，这种压力只增不减，促进了K12校外培训的繁荣，乱象也开始滋生。

2000-2009：监管缺失，野蛮生长

早在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社会力量办学的合法性就已以最高法律形式被确定。1993年，国家教委出台《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在法律上规定了民办教育教师学生与公办教育主体的平等地位。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也以教育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民办教育的重要地位。

但到上世纪末，迟迟没有单独、全面面向民办教育的法律出台。只在1987和1997年，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分别发布了面向民办教育的《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和《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废止）。

因缺少政策支持，除了“合法性”一波三折，新东方的扩张也被束住手脚。因为不允许学校办学校，新东方最初在上海、广州办学时，只能冒着风险找当地人以个人名义注册。

直到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一切都清晰了起来。

经营者可以选择究竟要办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学校。（之前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规定，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营利性”意味着，培训机构可以纳税，教育可以产业化，那么，公司也可以出资办学校。

2000到2010年，民办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期。

除了新东方所在的英语培训赛道，更加掀起全民化培训热潮的，是奥数竞赛。

2003年，张邦鑫与同学合伙创办奥数网，同时在线下开设数学小班授课，这就是学而思的前身。

2006年，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上市，成为中国教育领域第一股。学而思也在成立七年后在纽交所上市。教育培训行业进入“双巨头时代”。

2008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博客发布文章《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直言奥数的泛滥成灾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严重违反教育规律。民间掀起一股批判奥数的风潮。即使全民奥数不断被质疑“奥数只适合少数有天赋的学生”。但在利益链条的转动下，学校、家长、学生推动的市场化培训的狂欢已经按不下暂停键。

那是培训机构的一段黄金时期，奥数培训培养起了家长们的“培训消费习惯”。

新东方东方优播CEO朱宇《教育培训行业现状分析》的系列文章，描绘了那时的繁荣：“如果说2007年以前的北京课外辅导培训市场主要集中在小学奥数、小升初考试、中高考等所谓‘刚性需求’的项目上，那么从2007开始，北京市场进入了非考试年级学生课外补习常规化的时代……前来报班的家长会把北京三环路堵得水泄不通……三年的学员数量年复合增长率都在100%-300%之间。”几乎没有家长能准确了解培训班究竟对孩子有多大帮助，但他们不能允许孩子因为他们的掉以轻心而落后，培训机构成了必须抓住的稻草。被视为刚需的K12，赛道火热。

资本嗅着味道进场，玩家们野心勃勃，火热背后常常埋下危险的火种。但校外培训机构还没走入政策制订者的视野，这个阶段，国家打击的主要是公办学校开办与升学相关的补习班，以及公立校老师“有偿补课”。

一边，家长们忙着把孩子送入力所能及的更高学府，另一边，已经从高等学府走出的人，面临着又一场停不下来的竞争。2003年，国考报名人数猛增到12万人，是2002年报考人数的两倍。这时距离1999年高考扩招刚好过去四年，这些再次走上独木桥的人，正是当年扩招后的首届毕业生。不知当初某个因为扩招能读大学而欢欣鼓舞的年轻人，是否又在四年后，尝到了另一种残酷。

2010-2019：政策变局，埋下伏笔

90年代末和20年代初，奥数补习一直“野火烧不尽”。

早在2009年，成都市教育局出台 “五个禁止”，规定成都市不许学校组织奥赛、不许学校办奥数培训班、不许在职教师教奥数、不许“小升初”进行考试、不许“小升初”和奥赛挂钩。

2010年，教育部出台政策，从2014年开始取消奥赛高考保送。2012年秋季开学前，教育部再发监管令，禁止举办与入学挂钩的培训班，坚决制止奥数变相挂钩的行为。

热度始于保送的奥赛，并没有因为与保送的脱钩而降温。

奥赛结果仍是高校自主招生以及中小学招生的重要依据，三令五申之下，家长们对奥赛依然痴心不改。

校外K12学科培训也在2018年，迎来政策的监管。

2018年2月22日，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

整个2018年，“规范”“整治”成了民办教育政策的关键词。

在这一年的11月，国务院还发布了《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遏制过度逐利行为”，回归学前教育的“普惠化”原则。

对已在教育事业中展示积极作用的民办教育，国家其实持鼓励态度。2010年，国务院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形成“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2016年12月19日，国务院还发布了《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家瞄准的，一直是以应试为导向的培训机构。

虽然可以维持基本盘的公平，但应试带来的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人才评价标准单一等弊端已被诟病多年。

恢复高考30多年后，高等教育选拔体系已经到了必须优化的阶段，国家也在陆续释放更为明显的改革信号。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高考改革做了全面部署。这是近年来对高考最为重磅的一次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取消文理分科，采用“3+3”选科模式，以及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考录取的重要依据等。无论是建立多元升学管道，还是放开高中、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都表明了国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开展素质教育的意图。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关于教育评价系统性改革的文件，提出了在5—10年内实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办法更加多元，社会选人用人方式更加科学”的目标。

大方向上，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受到利好。只为培养“做题机器”而徒增学生学习负担的教学活动，势必将遭受打击。

中国学生苦学业负担久矣，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提出坚决纠正学科类培训超纲、超前教学后，一份更为具体的《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在半年后发布，文件在场所条件、师资条件、办学资质、收费管理、培训时间等细节上都做出了规定，被视为教培行业史上最严监管令。

2018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又点名了校外培训机构。

然而，20多年来，“减负”的声音都不绝于耳，政府却仿佛“吃力不讨好”。有家长质疑，负担越减越重，校内减下去的“负”都转到了校外培训机构身上，反而还增加了家庭的经济压力。

大幕落下：2020疫情黑天鹅，2021政策灰犀牛

2020年，受疫情影响，线上教育发展似乎更加火热，广告攻占公交牌、电梯和各大综艺节目。校外培训仿佛成了家庭标配，教育焦虑情绪进一步蔓延。

当时，大多数从业者都看到了疫情这只黑天鹅。但全然忽略了，一头更加凶猛的政策灰犀牛正在奔来。

2021年全国两会上，“取缔校外培训机构”的声音传出后，又一轮面向校外培训机构的整顿风暴掀起。

北京首当其冲，《教培参考》此前报道，北京此次整顿重点主要包括8个方面：办学资质、教师资格、教学内容、培训时间、收费周期、资金监管、安全条件、广告宣传。

2021年5月21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味着“双减”政策即将落地的同时，会议还强调，减轻学生负担，根本之策在于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做到应教尽教，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

《双减意见》什么时候落地？《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的学校，包不包含校外培训学校？这成为众多教培从业者最关心的问题。

更具体来说，大家在乎的是这两点：1) 周末、寒暑假、法定节假日等时期能不能补课？2) 六岁之前的线上产品线下课程还能不能继续做？

至于“强化学校教育意味着取缔校外培训吗？”我们都能有清晰的答案，不是。

6月15日，教育部召开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成立启动会。这意味着，校外培训有了单独的监管部门。

既然要监管，就说明教培行业会继续存在。

为什么单独监管？其一，经过20多年的发展，校外培训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行业，它甚至诞生了市值千亿的公司，所以值得单独监管；其二，不单独监管，就难以真正推进监管措施的落地，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提到，之前对校外教培机构的监管一直存在一个难点，那就是缺少专门的监管力量。

此前，即将于2021年9月1日实施的、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删除了线下培训机构的全部相关内容。现在看来，这可能是因为新成立的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将全面负责拟订校外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从教育部官网可以看到，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将“会同有关方面拟订校外教育培训（含线上线下）机构设置、培训内容、培训时间、人员资质、收费监管等相关标准和制度并监督执行”。